佳蘭會在華簡史（三）：近代台灣（一）
文：韓承良 OFM
如曩花一現似的近代佳蘭會修女
我們看到了百餘年前，聖佳蘭會的修女們曾經在中國的澳門居住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然後才由於時局的變遷， 而自行消失了。但是在四位西班牙和菲律賓的修女們，於1644年不已地離開之後，還留下了三十多位中國和其他國籍的修女們。但她們自己又維持了多長的時間? 她們是在什麼時代結朿了修會的生活？ 又為了什麼原因而消失於無形了的？這一切都是我們一無所知。也完全沒有辦法知道的事。因為既無西班牙文的記錄，也找不到其他文字的記錄。其後在這個漫長的時期中，是否曾經有人試想復興這個修會? 對這一切我們一無所知，因為完全沒有任何記錄。
但是到了我們這個時代，也就是到了1968年的九月八日, 才在中國的土地上又有了佳蘭會修女的出現。她們是四位來自比利時的佳蘭會姊妹們。這四位修女是：
Sister Francine Elisabeth van der Geest,萬繁茜
生於09.05.1907, 荷蘭籍。
Sister Florienne Maria Vanbrabant,范麗華
29.03.1914, 比利時籍
Sister Simonne Van de Steene, 石基安
30.03.1924, 比利時籍
Sister Naeie-Josee Jaqueline Thijs,戴義思
18.08.1932, 比利時籍
開始動員打發佳蘭會修女來中國的， 是比利時干城(Gent)的修女院, 即干城的白冷會院，它位於干城的St. Elisabethlein 街十三號。她們四位中以Sister Francine 為院長。她們首先與台北教區羅光總主教探聽消息及來華的可能性。當然她們大受羅光總主教的歡迎。正在那時羅光在羅馬有公幹，他立即從中與羅馬聖部周旋和交涉。也很快得到了美好的結果，可說是水到渠成。當然其間在台北教區傳教的比利時方濟會士們, 尤其是當時的區會長何礪行(Fr. Martin Gorissen)神父， 亦是最為重要的中間溝通人物之一。 也正好當時他在比利時放假休息， 就近同修女們作了說明和解答。此外干城的院長依搦斯姆姆， 還向杜登(Truiden)會院要求了兩名修女加如她們的行列，即Sister Florienne 范麗華 及 Sister Marie Josee 戴義思。而們二人也高興地參加了個新成立的要來中國的團體。
按修女們自己的報告：「我們於1968年的九月八日，離開了比利時，到達了台灣的新竹市，住在位於新竹路五十九號，意大利修女們專門為語言學校所開辦的德蘭宿舍。九月十一日我們便開始了中國語言的學習。但是只有萬繁茜(Sister Francina)可以立即開始中國語言的學習，其他三人必須先要學習英語， 然後才可以開始學習中文。如此經過半年的學習(英語)， 其他三人也可以正式地學習中文了。如此我們住在耶穌肋傷會修女們的宿舍中， 共歷兩年半之久。肋傷會修女們管理這個德蘭宿舍，她們對住宿的學生們相當的好客， 尤其對新來的四位佳蘭會的修女們更是恩禮有加。
「當我們乘飛機到達台灣的時候，未想到以胡文義神父(Fr. Elutherius van Hoye)為首的全體方濟會士， 竟然都來到機場歡迎我們。時在1968年的九月十日。
「到了1971年的正月我們離開了新竹, 來到了距台北不遠的汐止大同路六十八號居住。這裡是裴德宣神父(Fr. Seraphicus Peeters)的本堂區。 神父除了是本堂外， 也我們的神修指導司鐸。對他每天向我們作的神修講話，和每個主日上作的以普通話和台灣話的講道， 我們一直十分的感激！1971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我們舉行了會院的萿成典禮。這裡的方濟會士，方濟瑪利亞傳教修女會的修女，和聖母無玷之心會的修女們的確是我們的兄弟和姊妹。這種情誼一直保持到我們離開台灣為止。
「由於我們自己內部的生活發生了一些困難，實在難以將我們的生活維持下去。。。。
如此在1973年的六月間，只剩下了Sister Florienne范麗華一個人仍然生活在汐止。兩年後她只好絕定加入南韓色九(Cheju)島的新會院。她在那裡居住了數年之久, 不斷支持和鼓勵著那裡的青年有力的姊妹們。讓我們讚美感謝天主!」。
這四位來自比利時及荷蘭的佳蘭會姊妹們，滿懷熱情地來到中國的台灣土地上，但只居住了五年之久(1968-1973)，便不得已地打道回府去了。這到底是為什麼原因呢？為什麼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終於達目的之後， 竟然以失敗為結局呢？這是一個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
當然首先我們注意到的， 是她們來中國時的年齡已經相當的高了，人早己定型，已很難適應一個純新的環境。當她們於1968年九月來台時，萬繁茜修女(Sister Francine) 已經是六十一歲的老人了。而萬麗華修女(Sister Florienne) 已五十三歲。石基安修女(Sister Pacifica) 四十四歲。戴義思修女(Sister Marie Josee) 三十六歲。這是今年仍然健在一的位修女之外, 其他的都己去世了。而且我手中的這份報告也是這位當時最年青修女所寫的， 目前她也己經是七十一歲的老人家了! 而其他的修女們都已經與世長辭了。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當上述四位修女前來台灣建立會院時， 都已經是大把年紀的人了。而她們來到後，又必須立即學習那十分難學難懂的遠東中國的文字和文化。 不用說，為了學習中文她們還必須先學習英語， 作為學習的謀介工具呢!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這批老人家固然大有好心，但已經時不我與， 有心無力了。在這種情況下，她們當然只有失敗而歸了。但我們仍然十分欣賞這四位姊妹的好心和毅力， 以及她們熱愛中國的盛情友誼。雖然她們無功而退，但在天主面前她們仍是十分有勞的熱心和可愛的姊妹們! 我們仍應從心靈的深處感謝她們。因為她們的確有過驚人的雄心壯志，願意復興中國的聖女佳蘭修會的生活和歷史，使在中國數百年以來一個不完整的方濟大家庭的生活， 成為圓滿無缺的。 雖無功勞也在天主台前大有苦勞了！
聽聽別人的意見
我們總覺得幾位修女，在作了莫大的犧牲， 遠渡重洋來到了我們的土地上， 一定預先下了巨大的決心， 和抱著犧牲性命的精神來的，但在台灣僅僅定居了五年之後就打道回府去了，實在是非常可惜的事， 也是使人很難明瞭的事。因此在上面除了寫出了我自己的構想， 略作回答之後， 也寫信去了治灣，向目前僅有的三位本會比利時的弟兄們打聽消息，打聽一下他們的意見總比我自己個人的構想和閉門造車的方式妥善的多了。於是寫了一封緊急的信件，大約在中午時分傳真送去，迫切地向他們請教。這三位弟兄是胡文義(Eleutherius van Hoye)，德天道(Ildefons De Clercq)，以及三位中最年輕的戴立林神父(Ernest Delille)，以傳真的方式，大約在中午時分送去。且請他們盡快回答。大概他們是以電話交談交換了意見，因為到了晚上九點鐘，答案就回來了！
他們三位可說是當事人的弟兄們，在他們互相以電話商量之後，作出了下面的兩個答案, 雖說是與我作的不同答案， 至少是不同的弟兄們作出來的，更何況他們同修女們是同一國籍的人，應比我的構想更有力和更為正確無誤的。但實上與我所作和所想像的竟然是大同小異。他們列舉的理由主要有兩個：
一)準備不足：
修女們對中國的傳教區早有所聞，因為比利時的小兄弟會省已從許多年以來， 往中國打發傳教士， 而且不是一人兩人， 而是成批的比利時的兄弟傳教士來到了中國傳教。且在在義和團的教難時期，己有不少的比利時傳教士和教友們為主致命而死了。在辦理山西太原的致命傳教士之前， 是宜昌教區先向向聖部作了最早最詳盡的報告，並要求聖部將那上百的致命人士，其中有神父、修士和教友們，列入真福品位的！案件雖然早已上呈，但一直沒有了下文! 直到公元二零零零年的十月一日之前，我曾受比利時弟兄們的諉託和請求，向聖部作個具體地查問。聖部沒有否認這件事實的存在， 只是不知何故這麼多致命聖人的事蹟竟然被擱置了下來。是誤會或者偏見？不得而知。聽說宜昌的致命事蹟過後，在歐洲更激起來巨大傳教的熱火， 都爭先恐後地要到中國來傳教。其中方濟瑪利亞傳教修女會， 就是緊接著致命事件之後而來我國的。在這次義和團的大革命事件中，除河北省之外，主要是方濟會士的傳教區的神職和教友們受害最多，也最大。竟達全部致命聖人的三分之一。這還沒有加上比利時弟兄們傳教區的致命者呢。當時比利時的佳蘭會的修女們一定知道這件大事的發生和結局，也一定激起了她們要來中國的熱火。可是由於時局所限，一直未能成為事實。
二) 水到渠成：
既然有了這個大前題的存在，那麼只要有機會修女們是一定會要求前來中國的。果然1968年在台灣傳教多年的何礪行神父(Martin Gorissen)， 回國去度假。他當然支持和希望修女們能到中國來發展的，因為許久以來，在中國的方濟大家庭沒有第二會，佳蘭苦修會的存在，總覺得似乎缺少了什麼似的。 而當時比利時方濟會的省長會長是一位性急快速的培神父(Aemilian Peeters)。他不論說話和作事， 總會是速戰速決的。他曾經數次到中國傳教區來視察過，也完全瞭解台灣傳教區的情況和需要， 因此他也完全持支修女們的願望和祈求。而何礪行區會長便乘機在比利時的不少教堂中大聲疾呼，要求教友們支持這個方濟第二會前來中國的運動。這一來果然的確激起了大家的熱火。
大家再聯名將這事向台北總主教羅光報告和請示的時候，他是百分之百地讚承和支持的。也正好他要去羅馬述職， 便就地向聖部求取許可。 羅光總主教是<老羅馬通>， 經過多年在羅馬的工作和居住己是無往而不利的了。要求修女來台灣服務，是輕而易舉的事， 果然聖部毫無困難地賜下了許可：比利時的佳蘭會修女可以隨時到台灣去開創會院。如此修女們來台的事便水到渠成地完成了。 這是教會當局的事。
另一方面，在台灣傳教的比籍弟兄們，自然也非常樂觀其成。他們立即在汐止準備了修女們的住處，因為在汐止聖堂的旁邊正好有一座不小的樓房，暫時用不著，稍加修理之後，就將是一座很好的修女會院，因為會院並不需要太大，蓋當時只準備有四位來台建立會院的修女。 更何況修女們到達後， 必須先要去新竹學習兩年的中國的語言呢。因此大可不必慌張， 等修女們到達之後再說也晚不了的。當時在台灣傳教的比利時方濟會弟兄們有十數位之多， 而且都是精明能幹、年富力強的神父們，故此是完全不用緊張的。更何況有台北羅光總主教和羅馬聖部的大力支持呢！
修女們緊鑼緊密鼓
比利時佳蘭會修女們要來台建立會院的事，本來是件困難重重的大事。可是在眾多恩人的幫力之下，卻是水到渠成毫無困難地完成了。如今是修女們自己打發人員到台灣來的時候了。發動這次台灣建立方濟苦修會院的事，首先是干城(Gent)會院的依搦斯院長，而竭力推行和大事宣傳這個計劃的，是當時台灣的區會長何礪行神父(P. Martin Gorissen)，二人似乎一拍即合， 便緊鑼密鼓地將來台建立會院的事進行了起來。建立一個新會院除了外在的環境之外，比如房舍，園地，圍牆，安靜的境等之外， 更重要的是人事的問題。可惜在這一點上，依搦斯院長似乎未作好應有的準備。或謂缺少的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人員的問題。這是個大錯而特錯的事件！
誰也不會否認，干城的依搦斯院長是大有好心和熱情的人，也一定是熱愛傳教區，尤其中國傳教區的好心人士。可惜的是她未免操之過急了。
首先, 干城的修女院自己根就沒有可打發的足夠人員，她自己的會院已大都是些老弱殘疾的年長修女了。已沒有年富力強，生龍活潑，和富有壯志雄心的人員了。這是為創立一個新會院不可缺少的條件。但依搦斯院長只可以打發出兩位願意到中國來建院的修女。其中之一是已年高六十一歲的萬繁茜(Francine)修女。到了這個年齡，雖不是筋疲力盡，有心無力，但體力也已愈來愈差了！但事實上她來到台灣的新竹不但要學習中文，還要先學習英才能學習中文呢。但這位最年長的修女竟是這個新會院的院長呢。 另一位修女是Pacifica(Simonne van de Stecne)，她當時比較年輕，但也是四十四歲的成年人了。這是當時極力推行中國建會的依搦斯院長姆姆所能奉獻出來的兩位修女。
當然為建立一個新會院, 又是在遙遠的台灣，只這麼兩位修女是不夠的，但因事已在眉睫，於是干城(Gent)修女院的院長依搦斯姆姆， 便以急就章的方式不得不向Sint Truiden 會院請求援手。於是另外這個會院送來了兩位助手，即Florienne 和Marie Josee修女。這在表面上看來是解決問題最好的方式， 也是最容易的方式，但很難運用在苦修會的修女們身上。因她們的會院都是獨立自主， 和互不相干的。每個會院有自己的傳統習慣， 甚至不同的生活方式。硬將她們來自不同會院的修女們連合在一起，生活度日將是非常困難的事。因為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會院的生活方式是正確無誤的， 是合理合法的。其他的是不對的， 甚至不合法的， 因為她們根本自入會以來沒有見過其他的生活方式。她們從一入修會就只受了那一種教育，度了那一種生活。如何可以叫她們強行接受其他的生活方式呢？
如此這四位勉強湊合起來的修女， 且是年紀已不小的修女們，來到了遙遠的中國。四人必須在一起生活度日。最初兩年她們必須要在新竹的修女宿舍中生活，彼此沒有太大的接觸，過的是和其他同學同樣的生活， 尚能和平相處。 但是兩年讀書畢業後，當她們到了汐止的新會院過自己獨立生活的時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很快發生了摩擦，自然是來自兩個會院的修女分成兩派，且是個對兩個。開始時可能只是因著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產生摩擦和隔膜。但這種小小的衝突是會漸漸由小而大，由輕而重的。最後終於演成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情形。於是開始有人離開汐止而他往， 主要是返回比利時的母院去。到了1973年在汐止還只剩下了戴義思修女(Sister Marie-Josee)一個人， 仍留在那裡。但畢這竟不是辦法， 因為成了一人的會院，這在聖教會內也是不容許的。於是這位戴修女(Marie-Josee) 仍一人在汐止「抗戰」了兩年之後， 不得不另尋他途。到了1975年，在南韓的Cheju 島上開始了一座新的佳蘭會院， 正在缺乏人手之際，我們的這位意志堅強的戴修女便去了那裡，成了一座新會院的成員。聽說她已經在韓國去世了。如此在台灣的汐止建立的佳蘭隱修院，在苟延殘喘地奮鬥了五年之後，便壽終正寢了。其實這個新團體的誕生，實在是由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原故而夭折了。雖說誠屬可惜, 但也是必然的結果。但這幾位勇敢的修們， 以及計劃和準備這個修女新會院的弟兄姊妹們，在天主面前仍大有功勞的， 因為他們都是為了中國教會的益處，而吃盡了苦頭，和費盡了心血。 就算沒有一功勞，也大有苦勞的。為後人的我們，在記念這段美好、卻也使人痛心的歷史時，只有從心靈的深處， 向這些為了中國的教會曾經吃苦耐勞的人們，更何況他們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呢! 雖然她們失敗了，但她們的好心善意和犧牲的精神，是我們永遠不能，也不應忘記的! 說不定，沒有她們的犧牲，就沒有後日其他佳蘭修女們在我們中國的成功呢。